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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钟南山院士表示，新冠疫情2月底已经到达顶点、4月底渴望「解封」，一场新冠肺炎的国内抗疫大战也进入「收尾」阶段。虽然在「外防输入」上工作任务依然繁重，但是国内社会经济生活逐渐回归常态已经「指日可待」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在疫情冲击下，积极防疫、积极应对疫情、积极保障疫情期间客户需求的「智慧商显产业」必然需要思考「后疫情」时代「怎么走」。疫情期间，停产复工交织、抗疫防疫同行、应急服务有效创新相伴，必然给行业留下一些值得长期坚持的「遗产」。同时，疫情发生对社会管理、生产生活产生众多深刻影响，也势必改变疫情后的「客户需求」格局。
后疫情时代，把握企业客户「高效率、低成本、新习惯」的主线
新冠肺炎疫情几乎打乱了所有社会生产和服务部门的「常态节奏」。例如，《囧妈》选择网络首映，就是因为「院线关门」。很多企业，错失了至少一个月以上的生产时间、全球产业链紧张状态前所未有。韩国现代整车厂成为全球首个受武汉产业链波及停工的特大型企业……
如果损失的仅仅是「时间和产能」，企业可以通过疫情后期的「加强投入和提高生产强度」追赶回来。但是，社会经济作为「一架最复杂的机器、人类自身也未能全面认知的机器」，其「多米诺」效应是全范围的：如，停工必然意味着「工资」的企业成本「上升」、员工的收入预期「下降」。这将影响社会需求节奏和企业现金能力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一方面「抢抓市场机遇」、一方面「提升效率、降低成本」将成为「疫情以后」很多企业的重要「工作」。
对于效率提升、成本控制，疫情过程中，一些新措施给很多企业提供了「很好的经验」——这就是「云办公」。据一些研究数据表明，我国企业的云办公、云会议、云沟通的普及率不及欧美同行的「十分之一」：这显然是一个「黄金坑」式的智慧商显市场机遇。
疫情过程中，企业被迫选择云办公、企业之间和内部业务被迫选择云沟通，让很多企业看到「云原来可以这么用」，企业的很多办公成本、很多差旅成本可以节约，很多会议可以不开、可以换个方式开、可以小范围开，尤其是能够节约大量的时间资源……习惯和经验的普及，将成为「反转中国企业云办公比例低于主要发达国家「的重要」转折点！」
行业专家指出，中国企业不习惯云办公的原因在于两个：1.人力成本结构问题。我们的经济发展长期享受人口红利。这使得在同样的项目中，中国企业的人力成本占比更低，更为激烈的就业环境促进了「更利于管理的现场用工比云办公优势明显」的现象。但是，随着我国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，更多高级岗位的薪资已经与国际接轨，甚至半导体这样的行业，工程师的薪资超过日韩台，且办公楼宇的租金也在水涨船高。这将改变「人力成本结构」对云办公普及的「拖后腿」影响。
2.我国的人情社会、人际关系文化问题。国人更讲究「面子」和集体主义！现场见面的「面子」和「打一个视频电话」显然大不相同。欧美文化更讲求个人自由和就事论事——他们不愿意做不必要的成本牺牲，尤其是时间成本牺牲在虚无缥缈的「面子」上。这一点成为国内企业不如欧美企业那样喜欢云办公的「文化」基础。而疫情期间，云办公、视频沟通表现出来的「效率」价值和培育的「新习惯」，将有助于不断改变这种「传统文化习惯下的面子」问题。
所以，在后疫情时代，围绕企业「跨过疫情」冲击造成的暂时困难，在提升效率、降低成本的层面，以专业的视频会议、云办公，专业视频会议室系统和设备等为代表的智慧商显产业将「拥有机会」，并迎来一个「可以持续挖掘」的行业成长点。
后疫情时代，把握新老基建和社会治理「补短板」
在3月3日的（G7）七国集团各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临时电话电视会议上，G7做出了面对「COVID-19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，我们重申了我们的使命，那就是用合适的货币政策工具来保证强劲、稳健的增长，预防出现经济下行风险」等重大决策。
类似这样的决策也是国内经济在「后疫情时期」的重要内容。未来保障全年社会经济目标，特别是就业目标的实现，对疫情造成的经济成长损失做出「缓冲」和「对冲」，结构性的降税、降费、提高财政支出力度、提供央行货币灵活度和对关键领域的支持、进一步下调社会，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、并支持一批重大基建与补短板项目，提升社会经济的活跃度已经是「进行时」。
这方面的机遇主要分成三个层面：第一是「老基建」。实际上，所谓老基建也未必是「传统铁公基」，比如日前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中央网信办、科技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《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的通知》，其中也涉及大量「交通智能化」的章节。这将推动「存量」公路市场的「智能改造」——即是老基建，也是新基建。再比如，中办、国办近日印发《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，对「绿色基建」提供了更多的支撑，环保基建将成为「持续投资」的重点。
总之，老基建也有新含义。这一方面是由于「传统老基建的空间越来越小」，更是因为科技进步、人民需求提升，推动了「老基建新内涵」。而这些老基建的新内容，离不开智能化、信息化等技术支持，自然是智慧商显产业「用武之地」。
第二，「新基建」是这一轮「刺激政策」的中心之一。新基建的龙头当然就是5G和物联网。这涉及到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、管理和运维，也涉及到大量新业态的实现，并对传统「业态」给出新答案。例如，公路视频监控，传统的方案是「铁塔、电线、光纤」等大基建，而现在依托智能路灯体系，灯杆就是铁塔、路灯供电也是视频监控供电、智能光感开关让路灯电源不再需要远距离开关和白天断电、5G信号则让这样的摄像头不需要专门的光纤连接……这些特点，实现了「基础设施的集成和硬件共享」，提升了单位投资的产出，更为数字城市提供更多的传感器节点支撑。
虽然「新基建」在整个基建投资中的占比并不会是大头。但是，考虑到新基建多数围绕，或者必须标配信息化系统，这对于智慧商显产业而言，意味着投资拉动的「有效比」更高。甚至，行业人士认为，只要是信息智慧技术的项目，商显产业都有「用武之地」——智慧商显科技应该被视为「新基建」的一部分，是新基建的「钢筋水泥」之一。
第三，「补短板」工程也会是后疫情时代的重大机遇。比如，国家卫健委、生态环境部等10部委联合发布《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》明确，要在2020年底前实现每个地级以上城市至少建成1个符合运行要求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；到2022年6月底前，实现每个县（市）都建成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。——这场疫情袭来，虽然国内的防疫、抗疫能力比2003年非典时期「强大」不少，但是由于疫情传播范围和感染人数更多，依然暴露了从疾控体系、医疗保障体系、防控物资体系、科研体系、生物安全体系到交通运输、应急指挥、公共服务支撑等众多方面的「不足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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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防疫和医疗救治为核心，以公共服务为基本出发方向，疫情后对疫情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、短板进行补足，将启动一轮医疗和防疫相关产业、公共服务与管理应急体系相关部门为代表的「汶川地震后薄弱校区改造等类似工程」。这里面即有老基建、也会有新基建，更会有智慧信息技术应用的创新和升级。其中蕴含了智慧商显需求的部门不仅限于公共服务、社会管理、应急动员、网上政务、远程医疗、远程教育等应用，还会涌现出一些完全崭新的「创新需求」。
面对后疫情时代，恢复社会生产生活、提升经济运行水平和稳定性、加强社会应急体系和防疫能力建设，一轮「财政」红包已经排队走来、一波政策支持逐渐落地。虽然商显产品采购位于「项目后期」，但是，这依然会给智慧商显产业带来「未来3年的市场遐想」。
以创新为抓手，把握「后疫情」机遇
「改变就是最大的机遇。」一位30年的智慧商显产业元老如此看待「后疫情」机遇。他认为，一方面疫情改变了社会生活生产的各种节奏，甚至是价值观；另一方面，也改变了智慧商显产业内部的格局，带来一些新的气息和竞争增量。
▲威创广州日报融媒体中心项目（威创供图）
所以，在把握「后疫情」机遇的同时，必须有「改变’上的风险意识」，即智慧商显企业要有自己的新方法、新供给、新模式。例如，在云教育、空中课堂影响下，「专业录播」教室的意义会得到崭新的“诠释”。但是，专业录播教室的应用「方式」也会改变：在「学校到学校、班级到班级」的传统模式下，增加「班级到学生家庭和个人」的新应用，这对于硬件技术、软件功能会提出新需求。
再例如，如果社区要进行智慧化改造，那将会涉及很复杂的「财务和资金」筹集问题。也涉及到隐私信息的管理与安全问题。这必然不同于「传统小区安防，一个小区一个项目的方式，而会变成大公司、专业智慧物业主导，政府支持，服务形态的项目」。这需要智慧商显行业在「小区、社区、村庄等显示工程营销上『升级』」。
当然，崭新的技术创新也会是亮点。例如结合了AI功能的红外摄像头，能够成为「温度探测设备」。这种新应用会不会成为众多公共场所的「标配」，甚至「法定」管控技术。这将带来从传感器、通信、大屏指挥、数据处理到应用软件等的「全产业链创新需求」。且这种技术可不可以与公共显示标牌等其他公共信息设备结合，也可以成为「创新点」。
综上所述，「疫情新机遇」不可能是「老供给的简单增量」，它必然是新供给、新价值，甚至新商业模式。这比疫情自身对商显产业的冲击，更能长久的、在根本上考验商显企业的「应变能力」。所以，「后疫情」一定有机遇，然而黄金坑的把握却需要「下坑、出坑」的能力，不是「平地捡芝麻」。智慧商显企业既要正视疫情造成的困难、也要正视疫情后的机遇，却更需要在「后疫情时代」升级自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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